Menu
header photo

五柳村导读

Search

Archive

Comments

There are currently no blog comments.

Blog Component

方冰:海航神秘结构导致购并失败并被起诉

December 12, 2017

VOA 2017年12月13日 05:13

北京海航大厦(美国之音叶兵拍摄)

纽约 — 

海航集团最近因在一起失败的兼并案中有意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以掩盖其真实所有权结构,而导致其面对一起法律诉讼。这起兼并案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海航与中国政府的神秘关系。起诉书显示,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是中共党员、中国政府官员;海航获中国政府至少两笔总值1.75亿美元的贷款。

位于新泽西州的美国软件工程公司内斯科技(Ness Technologies SARL),上周在纽约州最高法院起诉海航两家公司: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Pactera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Ltd.)和海航集团(HNA Group International)指控海航未尽最大努力以获美国监管机构对收购该公司下属公司的批准,从而造成其财务损失。内斯科技寻求海航集团赔偿至少6500万美元。

这起诉讼案是海航集团被诉的最新案件。海航集团之前涉入并购包括德意志银行和希尔顿全球控股公司在内的全球500亿美元收购狂潮之后,受到了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的审查。

今年1月,海航涉入购买美国对冲基金管理公司天桥资本案。天桥资本是川普总统前顾问斯卡拉穆奇所创办。海航集团等待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其对天桥资本公司投资案已经有将近一年时间。

价值3.25亿美元购并案失败

法院文件显示,海航集团下属的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于今年3月达成了收购内斯科技所属的泽西控股公司价值3.25亿美元的购并协议。该协议的截至日期为今年10月27日。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财政部下属的专门负责监督外国公司购买涉及国家安全的美国资产案的监管机构。

但是这一并购协议由于海航对其所有权结构提供了虚假、不一致的信息从未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的正式审议。

起诉书说,在今年7月到10月间,外国投资委员向海航集团和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发出了至少77个有关海航收购泽西控股公司和天桥资本公司所有权结构的跟进问题。

海航掩饰所有权性质以规避审议

内斯科技的诉状指海航集团的两家公司海航集团和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公司通过“讨论、计划、策划和实施各种方案,掩饰其公司结构和所有权的真实性质”,“偷偷摸摸地逃避和阻挠”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其投资案的审议。

在文思海辉5月22日给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通知中,内斯科技发现文思海辉对海航所有权结构的解释,和其在美国和中国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公开报道中提供的信息不相符。比如,在那份通知中就没有披露海航董事局主席陈峰在数个海航母公司中所拥有的股权。

6月,文思海辉为了协调海航其它被美国外投委询问的交易而推迟了向该委员会提交修正申请。美国外投委建议海航在提供其所有权的正确信息前不要向该委员会在提交任何通知。

7月,美国外投委就公司结构、所有权和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向海航提出了22个跟进问题。

8月,美国外投委就天桥资本交易再向海航提出40个跟进问题。在更新的申请中,文思海辉增加了共同主席陈峰和王建控制海航的信息。并向美国外投委承认,海航集团创办人陈峰是中共党员,并“在中国政府任职。”

9月,海航向外投委提供了新的材料,披露了海航所有权结构中几个在文思海辉之上的新实体。还“透露了它们与中国政府的更多关系”,披露了来自中国政府的贷款,其中包括两笔价值超过1.75亿美元。

10月,美国外投委就海航公司结构、所有权和控制又提出了15个问题;该委员会成员表示,针对海航提供的信息,该委员会仍有很多重大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委员会无法对其申请进行正式审议。

11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通知海航和文思海辉,他们没有解决外投委的关切,他们的回答导致了更多问题的产生。

12月5日,内斯科技终止了与海航的购并协议。

海航神秘所有权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起诉书引用美国外投委人员的话说,该委员会对海航集团的多数问题都涉及“海航集团所有权结构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体现了未解决的国家安全议题”。

美国外投委关注的焦点是外国政府是否介入了对美国资产的兼并案。今年早些时候,该委员会在拒绝一家中国私募基金并购美国一家芯片制造商的案件中,就引用了中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为理由。

据美国布隆伯格新闻社、路透社等数家媒体报道,内斯科技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发言人均拒绝了置评要求;海航集团和天桥资本发言人也拒绝了置评要求。

去年以来,海航集团一直面临外界对其股权结构的诸多质疑。今年7月,海航集团将占其总资产29.5%部分转移到了在纽约州注册的一家名为“海南慈航慈善基金”。

起诉书说,内斯科技被海航集团和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告知,这个慈善组织决定“选择不要免税待遇以避免美国联邦政府对其公司股权的监管。”

德国金融监管机构正在对海航股票市场披露进行调查,瑞士收购委员会11月说,海航在去年收购瑞士公司的时候披露的公司信息部分不真实或不完全。

海航通过高杠杆举债投资造成金融成本升高,使得一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其信用等级。

王五四:这届困难群众太不抗冻

December 12, 2017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注:该文已在微信遭删除

这届困难群众太不抗冻,冬月尚未到来,就开始抱怨天寒地冻,劝你们不要问生活为什么这么寒冷,问问自己是否配得上那蔚蓝的天际线。

这届困难群众太不抗冻,主要是文化知识过于缺乏,读过“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还会抱怨天冷吗?读过“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温室里种不出万年松”还会追问何时供暖吗?有文化的人只会借助这难得的考验磨练自己的意志更上一层楼。

这届困难群众太不抗冻,主要是还没摆脱想做温室里花朵的娇气,你们没听说过吗?既然没有这个运气做养在温室里的花朵,就靠自己的努力和上进做能经得起风雨的铿锵玫瑰。与其抱怨ZF不给你供暖,不如抖擞精神温暖自己的生活。

这届困难群众太不抗冻,主要是正经文艺歌曲听得太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听完这些歌稍微有点血性的都已经热血沸腾了。一个人如果没点精气神,完全靠暖气活着,那他跟温室里的花朵有什么区别,上小学时你们肯定都写过这么一篇作文,《不做温室里的花朵》,现在长大了怎么连孩子都不如了。

这届困难群众太不抗冻,主要体现在北方群众身上,喜欢听些不正经的文艺歌曲,听什么“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四季如春你还要什么暖气。都说以前北方人取暖靠暖气,南方人靠的是一身正气,现在北方群众是时候学学什么叫一身正气了,从北方ZF违法行为的恶劣程度来看,北方群众的确缺乏一身正气。以前北方取暖靠搂,南方取暖靠抖,现在北方也得靠抖了,被拍脑门的政策决议气得发抖,要天然气取暖没有,要气得你发抖取暖可以有。

前阵子被清除出北京的外地群众该感到温暖了,之前是别人在新闻里看你们在午夜街头瑟瑟发抖,现在轮到你们在新闻里看他人在更冷的午夜里挨冻了,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挨冻,就像《新京报》报道的北京通州区前堰上村的乡亲们一样,零下五度,他们穿着厚棉袄躲在家里避寒,当初村里头的干部向群众们保证,绝对不让一家一户受冻,现在,全村挨冻。他们做到了。

任何政策的出台,都要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能过于盲目的只考虑某一方面的利益,毫无疑问,煤改气这一政策的出台,也是如此,是为了让群众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对抗严寒的体质,就像《中国青年报》里报道的保定多所农村小学的学生一样,他们都搬到了零摄氏度的院子里写作业,不是院子里头不冷,而是屋里无气供暖。这样小学生们不仅不耽误写作业,还能到院子里晒太阳补补钙,冷了就靠跑步取暖,加强了体育锻炼,增强了身体素质。用心良苦谁人知。

不这么理解,还能怎么理解?这么重大的决策,涉及这么多人口,甚至关系到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难道就没人全盘推演一下?就没人事先算算国家当前的供气能力?没人算算时间进度能不能赶在严寒到来前完工?这事涉及到这么多高端的国家部门,难道就没人有个常识,中国富煤少油贫气,你们就是这么牵挂困难群众的?或许困难群众该有个自己的常识。或者我再往好的方面想想,现在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你们找不到困难群众可以下乡送温暖了,所以要折腾一下?以便让你们的宣传笔杆写出“凛冽的寒风挡不住政&府送关怀的脚步,深冬的严寒冷却不了领导送温暖的决心”?

除了造成困难群众挨冻的结果之外,整个整治过程也是非常粗野,网上已经有很多相关信息了,不一一赘述。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让你动手打倒一片,消灭贫困人口,不是让你从肉体上消灭,人民也懂事,从不拿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口号当标准,即便反过来执行,人民也任劳任怨,只求一丁点尊严,我们立刻假装美好快乐。可这种粗野的执法过程和手段,如何让群众的生活美好?杜甫老师见了,又要写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蒲松龄老师见了,也要写下“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中国有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基层这一现状,他们仗义执言,比如王恩学老师,写了一篇《基层疲惫:“109大”后亟需重视的问题》,文中认为:基层忙累成为常态,“累得像条狗”、“最近忙吗”、“悠着点”愈益成为基层自嘲或彼此问候的流行语。王老师的眼光很敏锐,一眼就看到了基层干部的苦与累,只是基层群众也真的很累,别折腾了。不过王老师也很关注基层群众的生活状态,他在文章的最后反问道,“民不聊生固然不好,“官不聊生”就好了吗?”,按照我们语文知识的储备和阅读理解的能力,王老师这是准备牺牲了“民不聊生”的问题,拯救“官不聊生”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很奇特又将会是一个很常见的心理问题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官不聊生的问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是不是困难群众的要求太苛刻了,甚至他们会下一个结论,这届群众是刁民,不值得同情,要知道,得出这个结论的人,不是官方,是群众本身。

看来,读书人指望不上了,群众还是自己去读个学校改变命运吧。前些年,蓝翔技校挖掘机专业的学生凭借强拆大潮,挖到了第一桶金,如今,蓝翔技校大吊车专业的学生,又凭借拆除广告牌露出天际线的大潮,吊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整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蓝翔技校。接下来,困难群众们可以去学个钻木取火专业,冬天供不上气又不让烧煤的时候可以钻木取暖。考古学研究显示,人类在一百万年前就能有控制地用火,这是人类文明的开端,现在有些人类还能有控制的控制其他人类用火了,这是另外一种文明的开端。

这个冬天,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想要蓝天,他们也想要温暖,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温暖和蓝天并不天然对立,可以并存。他们就想都要,怎么了?

中国数字时代2017年12月11日 上午 11:07

北京驱逐外来人口,白领阶层亦受波及 | 纽约时报

December 12, 2017

作者:储百亮, 黄瑞黎, ADAM WU

北京郊区的公寓里住着数以万计满怀希望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他们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而来到这里。现在,他们不得不离开。

北京——拥有编程技术、国外学位、流利英语和一套勉强能容纳咖啡机和两只猫的公寓,司若木以为,他就是北京在21世纪繁荣发展所需要的那种有抱负的年轻科技从业者。

这是在警察来到他住的公寓楼,命令他和其他数百人在48小时内搬走之前。和其他大部分租户一样,司若木来自中国其他地方。为了找工作,他来到了常常把外来人口当作二等公民的首都。

“前一分钟你还在喝咖啡,下一分钟你就要被赶走了,”28岁的程序员司若木说。戴着眼镜的他在中国北方长大,在新西兰学的计算机科学。“我现在开始想,像我这样的人在北京有没有未来。”

随着北京发起数十年来最严厉的行动,驱逐不受欢迎的外来人口,来自农村的劳动者首当其冲。但它也伤害到了另一种外来人口:受过教育、充满雄心的白领职工。他们受这座城市新的科技经济、金融业和招待行业的吸引而来到这里。

北京是文化、科技和商业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北京郊区的公寓里住着数以万计满怀希望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他们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而来到这里。

这些求职者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被当作外来人口,是因为中国的大城市是官方特权的堡垒,尤其是北京。政府给拥有永久居住许可(即户口)的民众提供更多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但外来人口必须支付更高的费用才能享受很多服务,并且很多人住在北京的边缘地带,那里的租金较低。

现在,随着当局认为相关建筑不安全或违法,并命令外来人口离开,这些社区全部被清空,很多地方被夷为平地。

这引发了有关北京在没有当厨师、清洁工和小商贩的蓝领外来人口的情况下如何运转的讨论。但也有人担心,这场运动可能会伤害北京快速增长的科技行业。该行业雇佣了大批薪酬相对较低的外来人口。

“在这座城市的几乎各行各业,都能发现这个新产生的流离失所阶层,包括制造业和IT业,”北京的研究人员吴强说。他曾撰文讨论过这一轮赶人运动。“边缘化的、不受保护的劳动力增加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但在中国,这种现象尤其出现在外来人口居住的所谓‘城中村’里。”

收到当局的驱逐令时,很多外来人口在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安全的新家。也有一些人表示,他们可能会放弃北京,去别处找工作。

“这次这个事儿对这个城市的印象肯定有变化。我不太想留在北京继续发展了。”25岁的张迷说,他是一名网站程序开发工程师,来自首都附近的河北省。被驱逐后,他把自己的行李塞进了一辆面包车。

大多数在北京的外来人口都是体力工人,但大学毕业生也越来越多——根据一项2015年的研究,这个群体几乎占到30%。另一项研究发现,这座城市的软件和信息科技行业雇佣了大约34.6万外来工作者。

22岁的胡显煜从北方省份山西搬来北京,他在互联网搜索巨头百度实习。他说,“对像我一样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来说,真的没有别的选项,只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更多机会。”上个月,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公寓。

“在更大的公司工作的科技从业者能够获得他们公司的帮助,”他说。“但对小公司或创业公司工作的人来说,清理人口是灾难性的。”

外来工人用愤怒的顺从回应了政府的驱逐令。但小规模的对抗爆发了,而周日发生了规模最大、组织最广泛的抗议活动,北京东北部一个街区的数百名民众聚集在一起,高呼“暴力驱逐侵犯人权”。

打压的影响在北京繁荣的电子商务行业已经有所显现,这个行业依靠的是快递员,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外来打工者,使用电动自行车来送快递和外卖。

上个月,五家快递公司提醒说,在清理外来人口后,货物运输将被延误。

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秘书长干为称,她的组织所代表的公司不得不把北京的快递运输费提高20%左右。

“为什么外卖在北京这么便宜?那是因为从农村来的廉价劳动力,”43岁的贾达勇说,瘦瘦的他是来自西北省份陕西的一名送货员,他被赶出了半截塔村,这是北京北部的一个外来人口聚集的社区。

“没人在乎我们有没有地方住,”他说。

北京在11月末开展了这场人口清理活动,宣称是因为一场大火引发了对拥挤、不合格的居住环境的担忧。那场火灾导致19人丧生,除两人以外都是外来人口。

政府表示,北京2170万的居民当中,有810万外来人口,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在中国主席习近平的敦促下,北京希望到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2300万左右,并清除那些不符合其愿景的破败社区,这个愿景是成为一个一尘不染,遍布古迹、商场和宽阔公路的首都。

29岁的王乐来自东部省份江苏,是一家酒店的经理。她说,“他们这样清退,明年北京就会出现用人荒了吧。”

她是住在用集装箱改造、外表喷着鲜艳涂料的小公寓里的约100名租户之一,其中大多数人是在金融、技术和酒店行业工作。那些公寓正在按照政府的命令拆除。

为了减缓求职者的涌入,北京削减了中国其他地方来的大学毕业生落户北京的数量,户口能带来特权地位和福利。不过,求职者依然不断涌入。

由于没有永久居留权,他们被迫生活在不安稳的环境中。为了省钱,他们很多人和干体力活的外来人员一样,在破败的社区里寻找廉价的公寓。

“尽管我所在的行业非常高端,但对政府来说,我也是农民工,”24岁的张兴旺说。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自动化,从河北来到北京寻找软件程序员的工作。

他在上个月火灾地点附近租住的旧公寓拆除后,不得不寻找新的住房。“我以为北京会相对公平、包容,政府会更守规矩,”他说,“但发生这种事之后……”

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没有批评这次对外来工作人员的打压,或许是因为害怕激怒政府。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表示,那对它业务的整体影响“并不明显”。

不过,有专家警告,抑制外来工作人员的流动可能会导致北京丧失创业活力。

甚至在最近的清理人口之前,北京市政府的顾问、人口学家尹德挺就曾警告,大力驱逐外来人口会加速这座城市劳动力的老龄化。

“如果我们将减少人口的希望寄托在拆除非法建筑和低端市场上,那么很可能事与愿违,”尹德挺今年早些时候写道。

曾在新西兰求学的程序员司若木最终在北京的东郊找到了一个可以养猫的住处。他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搬到一个更包容的中国城市,或者再次离开中国,继续求学。

“我觉得这永远不会起作用,”司若木在提到这次打压时说。“北京有工作机会,政府的政策也挡不住人们找工作。这样做会让这座城市付出沉重的代价。”

储百亮(Chris Buckley)、黄瑞黎(Sui-Lee Wee)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 原载: 纽约时报中文网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Tuesday, December 12, 2017

孙立平:还是有点好奇,乱象背后的那些逻辑

December 12, 2017

2017-12-12 孙立平社会观察

    忽如一夜那什么风来,一连串的事情惊得人们目瞪口呆。接着,鸡毛一地,乱象丛生。有人谓之曰:怪政。

    除了鸡毛之外,也给我们留下一堆大大小小、颜色不同的问号:所有这超出常识、匪夷所思的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问号一:这些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这几件事情,都是规模宏大,影响面广,而且相当的一些都涉及基本民生。这些决定都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比如煤改气,一个家庭主妇都会想到的事情,总不会没有想到吧?气源有多少,够不够用,够多少家庭用,如果不够用怎么办?煤改气也好,煤改电也好,增加的费用是多少,即使是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居民,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农民,你不能承担得起?这当中万一出现问题,出现大面积取暖问题怎么办,尤其是把人冻坏了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没有研究过吗?在庄重的会议室里都没讨论过吗?

    更重要的是,这样关涉重大国计民生问题,决策的主体是谁?决策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出了问题责任谁来负?看到一组农村天然气凌乱纵横管道的照片,这将来会是多大的安全隐患?这里特别要提醒一句,今年春节期间燃放鞭炮,弄不好很可能会出事情。

    问号二:法律的依据是什么?

    仔细想想,这些事情不但关涉国计民生,而且有相当一部分,都涉及法律和契约。最简单地说,不许卖煤,不许用煤取暖,法律依据是什么?摘掉那些牌匾,尤其是摘掉那些原来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的牌匾,法律依据是什么?这当中必然会涉及到合同、租约、产权、债务、押金等一些列的环节,而这些都与法律有着密切关系。最简单的,一个洗车场被清理了,那些买了长期洗车卡的客户怎么办?其损失如何解决?

    这当中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下面两点。第一,私人财产的保护。小到百八十块钱的煤炉子,大到几十万的广告牌,都是受到法律同样保护的财产。但在这几件事情中,故意毁坏的财物有多少?从烧煤的路子,到经过批准的匾牌,再到被砸的铺面,有关的法律还有效吗?还有用吗?第二,执法权的赋予。那些粗暴疯狂的执法权力是经过什么途径和程序赋予的?谁给了他们毁坏别人财产甚至对他人身体进行侵犯的权力?

  
    问号三:突然爆发的执行力是哪里来的?

    这几件事情,都如狂风扫落叶一样,气势磅礴,摧枯拉朽。在这当中,仿佛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执行力吧。然而,这股强大的执行力是很令人好奇的,它是哪里来的呢?

    因为对现实不太陌生的人都知道,这些年许多官员的心态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动则得咎,能不做的事情就不做,能不惹的麻烦就不惹。换句话说,是不作为。至多做做没什么用处但你也说不出什么的事情,比如安排个人新婚之夜抄抄那什么。但这一次不同,你感觉到不但是作为,而且是疯了一样地作为。这力量来自哪里呢?更重要的是,这当中的逻辑是什么?驱动力是什么?这力量将来再次迸发出来会怎么样呢?

    问号四:保护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机制在哪里?

    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当中,这个社会生活的环境如何来保护?社会生活要有必需的秩序,这个社会秩序如何来维护?在经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这都已经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们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们似乎还没有这种机制。面对寒风中默默离去的人群,人们会更加感到这种机制的重要。

    中国有句古话: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在生活中有多方面的需求,其中之一就是对确定性的需求,就是说,我们想生活在一个确定的、有章可循的、可预期的环境当中。换言之,这就是对于安全感的需求。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这种需求都不是一种奢侈。

    说得离题一点,最近几年中,用脚走路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有钱的,一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来说,资本和知识的流失因为着什么。而这背后,就是安全感和确定性的问题。中国经济要恢复活力,中国社会要发展进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

    就在这篇文章刚刚写完的时候,又传来新的消息:海淀区停止拆除违规广告牌匾。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原来是不违规的也要拆除,现在是违规的也不拆除了?在又一个突然转变发生的时候,再重新思考一下上面的四个问题,可能更有意思。

C计划 | 叶明欣:亮出天际线的北京,到底美不美?

December 11, 2017

近来如果你走在北京的街头,是否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许多高楼上的招牌不见了,大吊车在忙碌地拆卸牌匾。

 

来自微博:北京日报

目前北京拆除的建筑物上的牌匾标识,已累计近万块。这一治理行动的依据是2017年10月12日新修改的《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更多牌匾拆除新闻可点击“阅读原文”)

看上去这是一场落实新规,拆除违章牌匾的合法整治行动。然而,我们要知道,这些被拆下的牌匾,也不是之前随随便便就能挂上去的(不信你试试?)。根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等规定,在建筑物上要悬挂牌匾标识,需要向市政管理部门提交申请并获得审批。申请材料包括了安装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安全保证书》,以确保公共安全。

 

那么,如果之前经过合法程序而悬挂上的牌匾,是否会因为政府文件的变动,而变得违法,必须要被拆除呢?

我们先来看看新规都对2007年的原《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进行怎样实质性的修改:




主要说来,原来只有少数的建筑物和地段不允许设置牌匾,现在所有建筑物顶部都不可以设置牌匾;原来建筑物可以设置单位名称牌匾(比如“中国国家地理”),但是现在3层以上的建筑物只能设置建筑物名称牌匾。依此新规,政府部门将原来合法的牌匾定义为违法,展开了拆除行动。

 

来自:微博截图

然而,这个过程中,依法行政的法治精神被损害了。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这一规定的背后,是对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的保护。如果今天我们被政府允许做某事,第二天又立刻被宣布违法,我们又如何能正常地预期自己的行动?政府如何能够取信于民?

也有例外的情况,但法律也严格规定了例外的条件和相应的补偿: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政府要收回原来的许可,有三个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法规变化或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二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三是对公民、组织的损失要依法进行补偿。

在这次拆除行动中,并未了解到政府对被拆除者的行政补偿。《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属于政府规范性文件,还没有到达规章的层次。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是,对这些牌匾做出行政许可的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了吗?拆除这些牌匾,真的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吗?

延展出的,是更多的问题:

  • 亮出天际线就一定美吗?
  • 城市的“美”,应该由谁来定义和决定呢?
  • 为了亮出天际线,而耗费大量的执法资源,浪费之前投入的大量的牌匾制作成本,制造大量的垃圾,限制了商家自我展示的空间,增加了识途的困难度,真的在促进公共利益吗?

也许,一个具备法治精神的城市才会更美,哪怕它有点乱哄哄的。

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12月9日 上午 11:01

编辑: 亚克蜥

世界媒体看中国:暴力驱赶 侵犯人权

December 11, 2017

2017-12-12

美国之音

世界人权日当天,北京望京地区费家村发生群体抗议事件,有抗议者被警方抓走。(网络截图) 

华盛顿 —  

中国共产党当局多年来喜欢宣扬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和“矛盾对立统一”。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中共当局给全世界呈现了一种辩证法和矛盾对立统一的惊人景象。

一方面中共领袖习近平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习近平“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习近平有志于率领中共当局在全世界“秉持‘天下一家’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另一方面,中共北京当局动用暴力手段,其中包括断水断电、捣烂居民炊事用具、在隆冬季节黑夜里砸破民居玻璃窗使住房无法居住的手法来恫吓和逼迫成千上万的移民工(即中国政府当局所谓的“低端人口”)离开他们的住所,离开他们的谋生地北京。

现在外界还不清楚习近平是否认为那些跟他一样居住在北京、在隆冬季节被赶出住所的移民工不算是困难群众,所以不需要他或他领导的中共政府的牵挂,或者,他是否认为那些移民工不属于“天下一家”的家人,或者不属于人类。

截至目前,在北京当局采用骇人听闻的暴力手段发动并持续推进的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排华浪潮之际,习近平对发生在北京的这种涉及成千上万的人的基本生计的问题不管不问,似乎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正在猜测习近平是否是被封锁了消息,以至于他对北京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排华运动完全不知情,或者是这一超大规模的排华运动是根据他的指令推行的,他也知道这种运动不得人心,所以不好意思出头发表评论。

北京继续推行排华运动

11月下旬北京当局暴力驱赶移民工引发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谴责和抨击之后,北京当局一方面宣传北京是一个有人情、有温情、有温度的城市,北京欢迎各色各样、各地各国的人到到北京生活和工作,另一方面继续推进暴力驱赶移民工的既定计划。

12月10是世界人权日。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费家村等地出现移民工抗议示威。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移民工星期天在中国首都举行了一次罕见的示威,成百上千的人在一个地方政府办公楼前抗议。他们说,最近北京四处推行的强迫迁移是践踏人权。

“移民工的这种罕见的抵抗似乎是北京政府上个月开始全面推行逼迁运动以来的第一次抗议。在此之前,北京南郊的一处群组房发生致命性火灾。这种暴力逼迁的做法引起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愤怒批评,…。”

美国《时代》杂志网站12月11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首都的暴力逼迁触发罕见的异议展示”。报道说:

“成百上千的示威者星期天游行到北京的一处地方政府办公楼。这是罕见的公开展示异议。在此之前,北京发生一系列暴力逼迁。

“《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当局正在展开的为期40天的全面清除城中村的运动是北京准备2008年奥运会以来规模最大的。推行这次运动的表面理由是清除库房和群租房火灾隐患。这一运动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住所。

“一些活动人士指控当局利用上个月的那次致命性火灾为借口推行清除北京移民居住区人口的运动。

“尽管在中国大陆公开的示威游行是罕见的,但这次示威不是北京人第一次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所说的不合理的强迫迁移。在今年6月,北京动物园附近有100多店主走上街头,抗议这跟政府部分关闭一处顾客众多的市场。”

“习近平脑子进了水”

英国《卫报》12月10发表报道说:

“成百上千的示威者走上北京街道强烈谴责北京当局对移民工社区的打压。他们高喊‘暴力驱赶 侵犯人权’。示威者星期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东北方大约16公里外的费家村。这次谴责暴力逼迁和捣毁住房的示威虽然规模不大,但非常罕见。

“活动人士说,11月下旬以来,成千上万的移民工被驱赶出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住所。在一次致命性的群租房发生致命性火灾之后,北京当局加强了将‘低端’劳动者驱赶出去的运动。

“星期天发生的抗议示威在中共控制的媒体上没有报道。但是,抗议活动的视频和图片在网络上传播。人权活动人士为这一场面欢呼。

“专门研究中国劳工运动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学者弗里德曼说,北京这次在世界人权日发生的抗议看来是北京开始驱赶移民工以来的第一次。这种抗议示威显示,北京当局可能误判了驱赶运动的‘强暴度’会激起多大的民愤。驱赶运动导致一度生机勃勃的移民社区被夷为平地。

“弗里德曼刚刚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将底层阶级扫地出门’。他预计中国当局将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将抗议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

“弗里德曼说,当局肯定不会让抗议蔓延开去,尤其是在抗议活动有可能传染给‘具有政治爆炸性的群体’如学生和中产阶级的时候。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力图将自己打造为能力强大专门为中国穷人谋福利的形象,这种努力可能就会毁于这种针对下层阶级的扫地出门运动。

“记者上个星期走访好几个移民工被扫地出门的社区,好几个受害者直截了当地、而且是不同寻常地指责习近平。一个来自安徽的移民愤怒地说,‘我觉得眼下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习近平的脑子进了水。’

“弗里德曼说,‘残暴地将移民工扫地出门,这一运动的规模这么大,要是没有习近平的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或北京市政府的任何人是不可能做得成的。这显然是一场糟糕的公关运作。’”

穷苦人走投无路

当今中国的正式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移民工打工族是标准的劳动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动辄就宣传他最关心、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习近平掌控的媒体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视频、图片和文字全方位地宣传他到地方视察,总是要访贫问苦,到困难群众家查看他们锅里煮的是什么饭,盖的是什么被,住的是什么房。

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抱怨说,北京的成千上万的困难群众就在他身边,他好像没看见也没听说。他有时间大谈厕所革命,有时间亲自接见和招待全世界120个国家300个政党的41个代表,但是,迄今为止无暇过问一下北京成千上万在大冬天被驱赶到街道上的求告无门的困难群众。

现在外界不清楚究竟是习近平不关心困难群众,还是他很关心,但是,他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失控了,完全彻底封锁了他关心困难群众的消息。

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12月11日发表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报道以讲述《天方夜谭》故事的口吻,讲述了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事情:

“在陶庄,很大一片区域已经被夷为平地。那些当地的前农民、群租房的房主奉命要他们的租户必须在月底之前搬走。据说群租房用地将变为公园。北京各处都在驱赶居民,重新租房成为这个冬季的你死我活的竞赛。37岁的何健申(译音)说,‘我出一个月400块钱,在六环路内还是找不到一个房间。我以后上班会非常困难,每天要在路上花两个小时。他在装修业界工作,在北京已经18年。他的孩子跟他父母住在山东省。’

“不远处,两个身穿快递公司制服的年轻人正在把一些家当装在三轮车上。他们刚刚找到了一间可以两人分享的房间,月租2000元,是先前房租的4倍。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要下那个房间。那位姓顾的年轻人说,‘现在房子很难找,大家都在搬家。’他每月收入7000元,来自北京周围的河北省。他在北京还有工作,所以不会离开。…移民工虽然很坚韧,习惯于艰苦,但是,移民工也容易受伤害。社交媒体上已经有移民工自杀的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针对移民工的扫地出门运动是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推行的。中国官方媒体着意显示他要放慢逼迁的速度,但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来的他发表内部讲话的视频则显示,他实际上是鼓励他的人马要真刀真枪刺刀见红不留情。

“(一些基督教地下教会的人士出来为那些被扫地出门的人提供帮助)。但这些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很快被叫停。那个给被扫地出门的人提供帮助的教会在北京市中心地区租用了办公室,警察要业主收回他们租用的办公室。该教会牧师也被驱逐出门。北京市郊区至少有三个小的移民服务组织被勒令停止援助活动,理由是它们没有登记。”

扬帆:北京“低端人口”被清理无分文补偿 续留者惶恐不安

December 11, 2017

博谈网 2017-12-12 07:11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 扬帆

北京“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已经过去20多天,被驱赶的“低端人口”至今没有获得政府任何补偿。当地新建村的居民表示,在大兴的大火之前,“清理”行动就已经悄悄开始。现在他们中有的人返回家乡,不愿再回京,继续留在北京的“低端人口”每天也都惶惶不安,不知道一觉醒来是否又会遭到驱赶。


 

新建村清理时的情景(居民独家提供)

12月10日,朝阳区费家屯的数百名“低端人口”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暴力驱赶,引发外界关注。北京于今年11月19日起展开的驱赶“低端人口”的行动引发舆论一面倒的质疑后,当局缓和了做法,不过,对于被驱赶的人们而言,与此前相比,他们的生活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原本在新建村经营布匹生意的张先生向本台记者表示,他目前搬到了距离新建村五六里外的一个地方,暂时没有被驱赶,但是他每天仍然感到惶惶不安,不知道一觉醒来会不会又会被房东赶走。张先生告诉记者,在大火之前,新建村已经被列入了拆迁区,当时房东就被告知,如果把外地人口都“赶走”,可获得10万元补偿,否则只有8万元钱:

“没着火之前,新建村已经规划要拆迁了,听我们房东说的意思,就是11月15号之前,房东把我们外地人清走,每家补助10万块钱,没撵走的给8万。10万块钱就是作为他们先出去找房子的费用。但是没等这个事落实,新建不就着火了吗?(目前住的地方)本地的人的意思是上面也没来查,你能对付干一天就一天吧。属实是没有钱再往外地搬了。要说不查吧,前几天万庄又开始清了。”

张先生说,清理行动让他损失惨重,在搬迁的时候,他的一辆装满布料的三轮车又被警方没有理由地扣留。他之后打听得知,被扣的车有很多,领车时还需缴纳一笔罚款,他只能选择放弃:

“不让我们干了我们搬家,这笔费用不全都得我们自己出吗?”

记者:“大概经济方面的损失有多少?”

张先生:“五六万块钱吧。”

记者:“几个月才能够赚回来?”

张先生:“三个月到四个月吧。上面究竟什么态度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执法人的态度是啥了。从新建往这边搬家的时候,把我一个三轮车给扣了,他只跟我说让我配合一下,然后让我回头去取车。但是后来我一打听,取车的人都花钱了,我说我也没有钱了,我也不要了,损失就损失吧。一车料还有车,又损失了好几千块钱。”

这些被驱逐的“低端人口”至今没有获得任何赔偿。记者问及张先生有没有试图去找相关部门申请一些补偿时,张先生说,对于政府,现在“躲都躲不及”,更不会主动去找他们。

来自河北的李先生多年来一直在北京的新建村经营服装生意,11月19日,北京大兴的一场大火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同样没有获得任何补偿的李先生现在已经返回老家,他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会再回到北京这个让他寒心的城市:

“(北京政府)说我们做服装行业的属于低等人群,没人管我们,赶走了就完事了。反正这个事给人的感觉心挺寒的,太不尽人意了。人权,说大了,就是心里一点那什么(被尊重)的意思都没有。”

告别“不折腾时代”?胡平 章立凡谈时事

December 11, 2017

时事大家谈:驱“低端”、拆招牌、煤改气:北京好大喜功欲速不达?

VOA 2017年12月11日 23:49

许波 主持

十九大后北京及华北地区接连推出清理违章建筑、拆除招牌露出天际线、以及为治理雾霾用天然气取代燃煤取暖等新政,引发舆论反弹,民众抱怨,其中一些措施不得不暂缓或变通实行,导致政府出现朝令夕改的被动局面。上述措施的利弊得失我们姑且不论,其中反映出的习时代新极权主义治理模式更值得关注。习近平位高权重,好大喜功;蔡奇等一众官员投其所好,只唯上,不唯实,不唯民。十九大确立党领导一切的路线,为何出师不利,接连失误?出台重大的公共政策事先有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有没有履行适当的程序?习近平能否从中吸取教训,改变政府极权,官员任性的局面?

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胡平:农民工贬习扬胡有原因 *

胡平说,农民工觉得与习近平比,胡锦涛时代更好。胡锦涛并非不折腾,而且也折腾了,比方征地拆迁引发不满。不过,和习近平相比,胡锦涛是小巫见大巫;习近平是大折腾、乱折腾,他要大有作为。难怪中国古人鼓励统治者要“清静无为”,认为皇帝不能好大喜功,否则的话会使得人们生活在不安宁中;习近平现在要实现个人心目中所谓的理想,以至于不顾一切、手段恶劣。这几件事情对人权的粗暴践踏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发生在世界人权日前后,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胡平:习近平认定只有自己“一夫刚” *

有分析说,套用习近平所谓的东西南北中的说法,党管得是否太宽?胡平说,这点是当然的。虽然实际上不可能管过来,理论上是可以管的。所谓极权主义也可以翻译成为全权主义,粗俗地说就是领导一切。 至于中国今天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极权社会,这点还可以争论,但是,习近平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极权社会,这恐怕是无可争论的。要做到这点,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社会,代价就是,一旦领袖变得伟大起来,民众就变得渺小起来。现在看来,正如梁启超曾经批评的,就是所谓的“一夫刚而万夫柔”,只有一人“是男儿”。要做到这点,压制住所有人就必然成为一种手段。习近平的做法从他的角度是为了改变首都面貌,实现他心目中的美好图景,因此有必要“动粗”来打压抗议和反对声音。确确实实,事后也出现了很多反对声音,看来,习近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还不太容易。

*胡平:赶 “低端”“猪不如”,统治者拒民意下强手 *

北京市这些做法是否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和专家论证,以及与民众沟通?胡平说,想必都没有。如果经过专家论证和与民众沟通的话,这些命令都不可能出台。政府把老百姓当成猪来驱赶,甚至连猪都不如。即便赶猪也会考虑猪是否会饿着冻着伤着和生病。手法的粗野骇人听闻。专制者拒绝倾听民意,是因为他们认为百姓不知好歹,哪怕对于为他们好的事情也不懂,也会“瞎反对”。所以,必须由统治者来代替。另一方面,统治者也清楚,自己有些做法明显违背百姓利益,因此当然不会获得百姓同意,所以要单方面强制执行。

胡平称,虽然当局在事发前没有经过专家论证和与百姓讨论,但是对于行动所引发的民众反弹和如何压制这些反弹,一定有过不少的考虑。三板斧接二连三推出,并非当局行事简单鲁莽;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天子脚下,可能不仅仅是凭借市领导这个层面的想法就能做到的。总之,如章立凡先生刚才说的,由种种现象的发生及其所引发的问题和各种反弹,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水的确相当深。

*章立凡:三板斧启动大折腾 ,太子党是真老板*

章立凡说,习近平的三板斧意味着中国统治者告别了不折腾时代。十九大以后,中国进入伟大的习近平新时代,而且是中国特色。当局要制造新气象,包括清除旧时代的痕迹,比方说赶低端,拆招牌,还蓝天;胡先生说得好,统治者越要有为,百姓就会越痛苦。我也看过刚才那段视频和跟帖的留言。有一段很触动我,“窝囊点的领导人,百姓日子反而好过”。两三年前,亲耳听到一名小老板说,现任领导人上台后,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现在两三年过去了,情况更加有过之而不及。所谓的三板斧动作其实涉及了高、中、低所有层面。

章立凡说,城市管理是系统工程,赶走所谓低端或者无业者,北京物价会上涨,各种服务人员缺失和行业缺失也将导致生活不便,影响中产甚至领导层还有在京外交人员。很多人感觉到了变化。这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制造社会不稳定。而且其中的取暖问题明显是拍脑门决定,到10月份才突然宣布紧急煤改气。就是为了趁所谓十九大全面上位的“东风”,根本不顾实际情况,造成现在的供暖大片跟不上。据说中海油正在紧急进口天然气,原因应该就是供暖出现了大漏洞。说了这么多治国理政道理,书也出了第二本了,但是,明显脱离实际。还有,所谓不折腾,现在看,胡锦涛不折腾是因为没有本钱;团派本身就是打工族;太子党才是天生的、真正的老板。所以,后者敢于折腾,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本领和气场。总之,很多人的“中国梦”很可能因为这三板斧而破灭。这就是教训和讽刺。

*章立凡:地标招牌倒下,政治博弈露头 *

北京的三板斧是否其中体现了极权时代的致命弱点?章立凡说,现在看,本次三板斧套用民间的话,就是“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这可能成为十九大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挫折背后折射体制本身的各种矛盾。比方说所谓低端人口问题刚才说过了;拆除高楼大厦上牌匾问题,对于百姓来说,地标标志没有了,路也没法问了;其次,北京是一个水非常深的地方,这些标志有些具有政治意义,比方说由过去中央领导人题的字;再次,每座大厦后面都有一个到多个利益集团;最后,招牌拆除之后,大楼背后的水塔之类的设施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形成新的、更复杂的观瞻问题。招牌问题本来是市容问题,现在则可能变成政治问题,还可能变成政治博弈问题。总之,涉及的面儿很广。据说海淀区已经下了文件,要停止拆招牌行为,不过有待核实。

这种一声令下的强拆作风是浙江风格,夏宝龙当时拆教堂十字架时就是这种手笔。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可能就是把浙江的地方手法搬到京城,却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他也不明白,管理超大型城市应该怎么做,要考虑各方利益,管理要有全局观。地方干部因为任人唯亲的原因被提拔到关键位置,可能见识和能力胜任不了。现在这变成了考验:这样的人留任不利,不留任又牵涉到最高领导人的面子。

*章立凡: 党政不分政府虚化,总理只是打工仔*

至于北京的做法引发似乎都被归咎到党的领导人身上,章立凡说,这是毛时代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的延续。所有责任都由党承担,政府则被虚化。政府虚化现象在18大已经发生,总理变成一把手的打工者。所以,我们才看到,北京代市长陈吉宁在香港被记者问到北京近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导致的侵犯人权事件时,他没有回答便一走了之。他只能不回答,因为确实没法回答,否则就是得罪同僚;而且,他也付不了责任,因为不是他下的命令。

章立凡称,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次开会提示,要求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这是否委婉表示不满,我不清楚。有些官方媒体也有类似发言,比方说《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检察日报》都对北京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对拆除牌匾事情进行谈论。这是否代表体制内可能存在的不同声音?如我刚才所言,其中有权力博弈和不同利益集团背后表达不满。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引发某些政治事件或者危机。而这都是领导人自己造成的,别人也无能为力。

严家祺: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December 11, 2017

【五柳村言】本文前曾发出,但已被屏蔽(海外仍可看到)现应网友WDF的要求,据《墙外楼》文本重新发出,文字内容相同,图片则较上次完整。惟本次发出的也会很快被屏蔽,希望关心这个论题的网友,抓紧阅读或下载。——五柳村编者,2017年12月11日。

在近40年前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王沪宁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学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么平平常常,不自我表现,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7人之一。我常听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

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
成功、失敗,浪裡看不出有未有。
又有喜,又有愁,浪裡分不清歡笑悲憂,
仍願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夠。

5年常委任期,转瞬即逝。王沪宁作为政治局常委会主管党务和意识形态,会有四种可能结局,一是成为像刘云山那样的人,平平常常走出历史;二是在“20大”後升任国家主席或政协主席;三是因五年中高度控制媒体、并推动19大党章也不容许的“个人崇拜”,而受到海内外舆论的谴责而陷入困境;第四,这是最小的一种可能,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参与领导中国政治的大变革,使中国和平地向民主政治转型。有人认为,第四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然而,2022年的“最高权力更迭”,或其后形势发展,将会使这种可能,被一步步放大而成为现实。即使对王沪宁“绝对不可能”,探讨这种可能,也能使人们对“习後中国”的发展中看到一线变革的希望。

八十年代的往事回忆

1989年6月4日上午,我带了5本经济学、1本政治学的书和几件衣服,逃离北京,所有的照相册、记事本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取走,其中有我在当时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时的照片和与王沪宁的照片。前不久,友人给了我一张1988年访问美国亚特兰大的照片,其中有李慎之、外交部的胡其安、我和王沪宁。那一天,我们在美国朋友何达威家后院聚会,照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下图:1988年 美国亚特兰大

后排:何达威(左1) 王云琨(左3) 严家祺(左4) 丘晓(左5) 胡其安(左6) 李慎之(左7) 王沪宁(右2) 郝雨凡(右1)

中国政治学会1980年在北京成立,我记得王沪宁与王邦佐从上海来北京参加会议,当时,王邦佐比王沪宁大二十多岁,王沪宁还只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每一次在北京,我总是见到他们两个人。1985年,我与王沪宁一起到法国访问,我还记得站着参加当时巴黎市长希拉克的演讲会,那一天住在程映湘、高达乐家。回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外事局提醒我说,程映湘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的女儿。后来我知道程映湘和她父母在受到国共两党排斥的情况下流亡,历尽艰难。2014年,我与我妻子高皋到巴黎又看望了风烛残年的程映湘、高达乐夫妇,他们家遍地是舊报纸舊书刊,那天,还与我们还谈起王沪宁的一些陈年旧事。

下图:程映湘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的女儿,2016年程映湘编辑出版了她父亲的二大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等回忆录。

1985年,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中宣部长朱厚泽、胡德平和我从北京去参加会议,住在錦江飯店。这次会议,是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王沪宁来找我时,錦江飯店不让他进门,正好遇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魏承思。他就他把王沪宁请进了饭店。也正是这次见面,王沪宁结识了魏承思。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常召开座谈会,魏承思邀请王沪宁出席,又把王沪宁介绍给了曾庆红和江泽民。王沪宁率团参加新加坡的辩论会获得胜利,为上海增光,曾庆红和江泽民对他更是另眼相看。

八十年代我曾担任全国青联常委,胡锦涛是全国青联主席。在离任时,每个常委都可以推荐一个人为下届青联委员,因为王沪宁在政治学研究中出版过几本书,为人谦和,我推荐他担任青联委员。胡锦涛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时,我了解到,外交系统不主动帮助他,有人还故意欺负他,而王沪宁在这时就帮助他,因为王沪宁曾多次陪同江泽民到国外访问,熟悉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仪礼,对胡锦涛友好帮助,王沪宁不炫耀自己,赢得了胡锦涛的信任。很多人不了解当上了国家元首,看上去威风凛凛,不会有人欺负。其实并非如此,卡特总统当年进白宫,认为他是种花生出身,看不起他,而备受欺负。江泽民刚到北京时,很多官僚看不上他。江泽民把王沪宁调到身边,就是希望王沪宁在理论和外交方面帮助他。

1988年我曾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参加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到美国,有一次王沪宁正在爱荷华大学当访问学者。他打电话给我,说爱荷华大学里有“水床”,这是一种灌满水的床铺,躺在上面别有风味。他要我到爱荷华大学去。当晚在大礼堂,我和王沪宁还见到了来自台湾《中国时报》主笔季季,后来我知道她的丈夫楊蔚竟是长期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间谍,我在网路上查看到, 季季的可怖遭遇难以想象。

1989年王沪宁到我家来看我,当时我正在美国参加中苏改革比较研讨会,没有能见到。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我们没有联系和交往,我也不清楚王沪宁当时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邓小平、李鹏用机枪和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六四”後,江泽民要王沪宁到北京工作,我听程映湘说,王沪宁不支持“六四屠杀”,又不愿意表态,以到法国3个月为藉口,住在程映湘家。1992年,程映湘打电话说王沪宁要我新出版的《未来中国的选择》一书,我知道他当时在法国,我们没有见面,也没有通电话,我把书寄给了程映湘。

下图: 2014年严家祺和高皋(右)到巴黎看望两位九十高龄的程映湘(左)和高达乐(中),严家祺摄
 

最荣耀也最悲惨的“职业”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史有两大循环,一是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的王朝循环,二是统一个分裂的循环。辛亥革命到今天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只有袁世凯当政的5年时间短暂统一,后来的中华民国,长期处于不同军阀政权、共产党政权、国民党政权、东北“满州国”多个政权分裂割据状态,就是1949年後,台湾海峡两岸,还是并存着两个至今没有结束敌对状态的政权。

清王朝灭亡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采用了共和政体,但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蒋介石5次连任总统,毛泽东终身在位,邓小平连任军委主席,掌握中国最高权力,使共和政体名存实亡。只有胡锦涛在任期结束後,主动地交出了最高权力,这在辛亥革命後的最高权力更迭中树立了榜样。

专制政体不仅使人民深受其害,而且也使首脑及其周边人物处于恐惧和危险中,这是“专制政治争夺最高权力的铁律”。罗马帝国后期、中世纪拜占庭、奥斯曼帝国宫廷政治的残酷,都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现在正在沙特发生的“逮捕17位王子事件”,就是这一铁律表现形式的最新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南北朝时,南朝“齐”的第五位皇帝——齐明帝萧鸾,为夺取皇位,废杀了两个皇帝後,又把他们的儿孙斩尽杀绝。清王朝康熙皇帝在位的最后十年,不立皇太子,争夺皇位的斗争十分残酷。毛泽东先后把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立为继承人,三个继承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实际上是宫廷政变。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废黜了毛的接班人华国锋,并把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判处无期徒刑,江青因绝望而自杀,伟大领袖事实上成了“反革命家属”。林彪是皇位继承人,最后的结局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宫廷政治是几个人的政治,但为争夺最高权力残酷无情。在人类各种职业中,国王和皇帝的“职业”最荣耀,也最悲惨。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不仅比例高过一般高危职业,而且“凶手”主要出在宫廷内部。网路上一篇《中国最惨的职业——皇帝》文章说: “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 % ,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不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后几天,林彪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政变,惊心动魄,使毛泽东对林彪产生了戒心。林彪害怕政变中“被杀”,就选择了坐飞机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

中国面临“2022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我与王沪宁是文革後最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我出身自然科学,希望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政治,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会议上,我作了《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政治》的讲话,研究政治学,就是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国家危亡,人人关心政治。在美国感受不到政治对自己生活的干预。一个国家,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这个国家就有福了。1982年,当时中国政治学会编辑了一套政治学丛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写的书是《国家政体》,王沪宁写的是《国家主权》。《国家政体》一书,历诉专制政体的弊端,1986年,邓榕来建国门社科院政治学所见我时,我把《国家政体》一书请她送给邓小平。经历过文革的邓小平,对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深恶痛绝,他有意改变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现象,他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废除终身制”。

【图】网上下载的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政治学丛书《国家政体》《国家主权》封面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当时我研究各国政体,了解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只有伊朗、朝鲜是例外。1982宪法草案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了出去,在社科院内部向中央反映的1982年一期的《要报》上,我撰文提出这种规定的危害性。这一问题,我在北京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也公开指出。(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观点看宪法》)事实证明,这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灾难的一个制度原因。可以预测,五年後,到2020年“20大”最高权力更迭时,习近平和王沪宁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问题。

1982宪法对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权力都有明文规定,国家主席除了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外,并无主管国家任何行政事务的权力,中国的国家主席接近于“虚位元首”。但事实上,在习近平前一个五年任期中,行使了许多本来应由总理李克强行使的权力。李克强这些权力被习近平拿走,当总理是不会不知道的,中国那么多法学、政治学专家教授,也不会不清楚。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报刊上也没有人敢于指出这一问题,但这样下去对一个中国政治长远发展来说不好。现行中国宪法规定了实行法治,法治就是“法的统治”,首脑人物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首脑人物违宪,要建立法治是不可能的。

在未来五年或十年中,中国有可能会对1982宪法进行修改,使得国家行政权集中统一,但受宪法限制和议会监督。修改後的宪法让国家元首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包括武装力量统帅权,同时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未来的中国不能用几个“常委”来统治,“九龙治水”可以在小国实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能实行“委员制”的。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是一个国家成为“共和国”的根本标志,不能动摇和废除。废除这一条款,就是皇袍加身,复辟君主制。袁世凯就是前车之鉴。

历史是人创造的。“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 创造历史要有变革现状的动力。(严家祺《创造史观》,《前哨》2011-8)然而,历史不是任意创造的,历史发展中存在不可抗拒的力量,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伟大的政治家就是顺应时代前进的步伐,推动历史的进步。

在2020年前,习近平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修改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如果他要走江泽民2002年的老路,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并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习近平就要面对明显的或看不见的政治风暴,随时会面临“津巴布韦式政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家,唯一的选择是,依靠人民力量,主动推进中国政治的伟大变革,像英国1688年革命、佛朗哥後的西班牙、战後日本和台湾那样,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如果习近平不愿承担这一伟大使命,这样的政治家也必然会出现。

怎样处理“个人崇拜”问题

王沪宁今后会主管党务和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这就使他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如果说,18大後五年,王岐山身处在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那么可以说,19大後的五年,反腐会走向“法制化”,赵乐际会小心翼翼,而王沪宁的舆论管制,“封网翻墙”事件将层出不穷,会使自己被卷进争端的漩涡中心。

现在的王沪宁就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正在兴起的“个人崇拜”问题。当年毛泽东对林彪的那套“个人崇拜”和“天才论”就十分反感,但“个人崇拜”是专制政治中会反复出现的现象。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首脑论》一书。我在这本书中写了一节专门探讨“个人崇拜”问题。其中写道:“当首脑可以终身任职而且拥有无限权力时,首脑崇拜是这种制度下的常见现象。”“古代罗马从共和变为帝制、拿破仑·波拿巴把法兰西共和国改为帝国,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称帝,都是首脑人物在改变政治制度的同时发展首脑崇拜的实例。”每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个人崇拜”,如果以“崇拜度”

【图】《首脑论》的海外版、日文版、韩国版
 

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那么,“个人崇拜曲线”就是一条“钟形曲线”。毛泽东个人崇拜,九大达到高峰,两年後因“9·13事件”,迅速下滑。198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明文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时,这条“钟形曲线”下降到最底点。今年十九大《党章》仍然保留“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但19大1中全会後第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版面,一反邓小平以来“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传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71年5月底,中共中央向各地下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谈话纪要》。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他对林彪的反感和不满。毛泽东说:“崇拜搞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毛泽东用英语说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后,说了一个词“讨嫌”。陈伯达搞“个人崇拜”,被毛泽东称为“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也是前车之鉴。

现在中国掀起的新的“毛泽东热”,是中国近二十年来两极分化的反作用,中国贫穷阶层,以怀念毛泽东的方式来表达对共产党政权的贪污腐败的抗议,就像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人们以怀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满和抗议一样。但从总体上说,今天的“毛泽东热”,是对邓小平时代“有限非毛化”的倒退。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化只能用市场经济和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来解决。缓解两极分化,求助于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必将南辕北辙。利用“毛泽东热”,搞新个人崇拜,必将适得其反。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近30年来,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但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

太平天国产生的根源是清王朝的专制政治和两极分化,共产党的壮大是国民党专制政治和两极分化的结果。今天,中国的毛泽东热的根源来自于“六四”後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可以说,19大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改变“六四”後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改变“两极分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政治强制,另一种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人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推行个人崇拜,依靠毛泽东热,是第一种途径。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发达国家,都早就把“社会公正”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社会公正不是经济平等,而是既保障私人财产所有权、承认财产差别,又通过政府政策调节收入差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系列制度。中国不能正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为缓解现在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就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新时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今天中国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就只能在“资本主义”的身上穿上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外衣了。

民主政治是权力来源与人民的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法治”是“法的统治”,就是执政党、政府的权力也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中央与地方,权力有明确划分,立法、司法、行政权之间有分权制衡,主要政务官由政府首脑提名,由议会批准,文官没有任期,按法律任命,只有政务官与国家行政首脑共进退,保障了最高国家权力的同步更迭。最高行政权是集中的,不容存在胡锦涛时代的“多头政治”。现代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虽然都包含这些因素,但一些国家议会中存在“过度制衡”的“否决权主义” (Vetocracy),这并不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中国到了大转型的时候了。大转型的就是为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创造条件,大转型的第一步,要像当年胡耀邦做的那样,在重大问题上恢复正义、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使全国人民看到正义的阳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应当肯定,但他一手制造“六四屠杀”必须否定。为此首先要为胡耀邦、赵紫阳正式平反、恢复名誉,公布“六四事件”真相。达赖喇嘛多次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欢迎流亡国外近60年、82岁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回到中国。要停止对达赖喇嘛的攻击,对达赖喇嘛的攻击,所有藏人感到的是对藏人的侮辱。要把达赖喇嘛“高度自治”的主张和他回国问题分开处理,如何改善自治制度,是修宪制宪讨论的问题。要善待法轮功,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大转型的关键是在全国每一个地方真正确立“法治天下”的原则,把国家宪法放在政党、利益集团、个人之上。宪法可以按宪法规定的程序修改,但宪法的权威高于党的政治局常委。没有“法治”,中国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要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请关注被判无期徒刑的王炳章,他年满70岁,被关押15年,在狱中已中风三次,身患重病,让他“保外就医”,容他与家人团聚。王炳章为中国民主奋斗,他没有罪。就是“罪犯”,受到监禁,但“罪犯”的应有权利也应当得到法律保障。

通过和平的道路从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早有先例。中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肯定会受到顽固势力的反抗和抵制。就像“真理标准大讨论”时期一样,新闻自由击败了反对改革开放的顽固势力。在19届政治局7人常委中,至少有4个人是不会反对民主转型的。王沪宁熟悉世界政治,了解变革方向。一个政治家心中要有大爱,要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国和平民主转型这一伟大的变革。如果王沪宁要走刘云山的路,五年下来,必将结怨甚多。中国唯有走和平的民主转型的道路,才能走出2022年及其後一连串的政治危机。

两岸统一,走向“第三共和”

国家政治体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体问题,共和制、君主立宪制、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属于政体问题;二是国家结构问题,涉及中央地方关系、整体和部分关系问题,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邦联、联邦、一国两制属于国家结构问题。

随着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两岸的和平统一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家结构问题上,未来的中国最有可能的是成为统一的、联邦制的共和国。交通运输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地区间愈来愈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使中国难于分裂,从地缘政治来看,蒙古会回归中国,西藏、新疆没有独立可能,香港独立只是几个人的“香港梦”,他们可以大讲特讲,无需当作一件事情来声讨和批判。就像金融市场中的“做市商” (Market Maker)一样,对所谓“独独独”的批判,实实在在是“做市商”的喧嚣,为周永康之流藉口“国家安全”增加“维稳经费”。民主政治将打断王朝循环,联邦制将结束统一分裂的循环,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两大循环”就此消失。

两岸和平统一,需要两岸共同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中国的新宪法。这部新宪法,可以称为“第三共和宪法”。唐宋元明清是专制王朝,辛亥革命开始了中国共和时代,中华民国,是中国的“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二共和”,尽管毛泽东和其后的中国政治充满专制色彩,但还是与大清王朝“一家一姓”的皇位继承有所不同,1949年後的中国,把“家天下”变为“党天下”,既可以称为“红色王朝”,也可以勉强地归入“第二共和”。两岸统一後的中国,以制宪会议通过“第三共和宪法”为标志,将进入中国历史的“第三共和”时期。第三共和国,就是“中华共和国”,或简称“中国”。政治世界没有乌托邦,就是“第三共和”时代,还会带有不少旧时代政治的残余。

下图: 1992年美国“八方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 当年巴黎的程映湘把这本书交给了王沪宁
 

2002年,我曾在香港《前哨》月刊、《信报》和纽约《世界周刊》发表过多篇关于在未来中国采用“总统制”的文章。第三共和时代,中国的共和制,按照中国国情,以采用最高行政权集中在总统手里的“总统制”为最适宜。

中国前途既曲折多难,又灿烂光明。最重要的是,中国一定要有民主、有法治。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可以消除最高权力更迭的灾难。没有民主法治,中国永远走不出“治乱分合”的循环,中国复兴就是空话,多高多大的GDP也会一落千丈。有了民主和法治,残酷的“宫廷政治”才会消失,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可靠保障,市场经济才能有效运转,科学技术才能突飞猛进,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文明的、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平等而团结的中国、一个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的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017-11-3 写于美国Washington DC近郊,2017-11-15增补,在谈及中共“20大”处,加了两段话。)

耶路撒冷为何成为冲突的中心?| 纽约时报

December 9, 2017

作者:MONA BOSHNAQ, SEWELL CHAN, IRIT PAZNER GARSHOWITZ, GAIA TRIPOLI

1917年12月,也就是100年前的这个月,英国将领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守军,夺取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出于对其神圣地位的尊重,他下了马,步行经由雅法门进入老城。

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耶路撒冷成为各方争夺的猎物,不仅有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还有外部力量,当然还有当今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顾阿拉伯国家、土耳其甚至是法国等亲密盟国领导人的担忧,选择本周宣布美国将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兴许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围绕耶路撒冷的冲突可追溯到数千年前,包括圣经时代、罗马帝国和十字军东征,但当前这场冲突完全是20世纪的事,根源则在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纽约时报》请来了几位专家,为读者解读过去一个世纪的重要时刻。

1917–48年:英国托管

 

Culture Club/Getty Images

1917年,英国士兵在雅法门等待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的到来。

 

Israeli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via Getty Images

1948年4月,耶路撒冷的哈伽拿卫军。

 

Pinn Hans/Agence France-Press - Getty Images

1947年,英国当局驱逐犹太移民。

 

Fox Photos, via Getty Images

英国托管期间,耶路撒冷老城的巴勒斯坦囚犯。

“耶路撒冷对英国人非常重要,正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确立为首都的,”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历史地理学者耶霍舒亚·本-阿里耶(Yehoshua Ben-Arieh)说。“在第一和第二圣殿时代过后,那里原本已经不是任何人的首都了。”

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后,英国统治耶路撒冷30年。在建立犹太人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愿景吸引下,大量犹太定居者在此期间涌入耶路撒冷。与此同时,当地的阿拉伯民众也接受了奥斯曼帝国灭亡的现实。从1517年开始,耶路撒冷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

“吊诡的是,犹太复国主义退出了耶路撒冷,尤其是老城,”耶路撒冷政策研究所(Jerusalem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高级研究员阿姆农·拉蒙(Amnon Ramon)说。“一是因为耶路撒冷被视为海外犹太人的象征,二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被认为问题丛生,无法孕育出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犹太国家。”

很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世俗的欧洲社会主义者,鼓舞他们的是对民族主义、民族自决和摆脱迫害的关心,而不是宗教愿景。

“耶路撒冷可以说是一潭死水,退化成了他们一直试图赶走的一种保守文化,”英格兰埃克塞特大学中东政治中心(Middle East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的教授迈克尔·邓普尔(Michael Dumper)说。“特拉维夫是在山上建起来的一座全新的城市,是现代化的结晶。”

他说,对阿拉伯人来说,“不再归属于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的社会在建立起一种新秩序。当地的巴勒斯坦贵族,耶路撒冷的大家族,成为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领袖,突然与犹太移民形成了对峙。”

对这种移民的反对引发了巴勒斯坦民众的几场死伤惨重的暴乱,犹太人对英国的统治和1939年实施的移民限制措施——禁止很多逃离大屠杀的犹太人入境——极为不满。战后的1947年,联合国批准了一项两个国家——一个犹太,一个阿拉伯——分治的方案,耶路撒冷因地位特殊而由一个“国际特别政权”管理。

1948–67年:被分裂的城市

 

Three Lions/Getty Images

1948年左右,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离开犹太人聚居地,前往阿拉伯人的领地。

 

John Phillips/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1948年,犹太人离开耶路撒冷老城的一个区域。

 

Hugo H. Mendelsoh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948年2月,在汽车爆炸袭击发生后,耶路撒冷中部被毁坏的建筑。

 

Zoltan Kluger/Israeli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via Getty Images

1948年5月14日,戴维·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读以色列独立宣言。

阿拉伯人拒绝分治方案,并且在以色列1948年宣布独立一天后,阿拉伯国家就对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发起了攻击。他们被打败了。在双方的武装分子和暴徒制造的暴力中,大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背井离乡。

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西边一半属于刚建国的以色列(按1950年通过的以色列宪法的规定,也是其首都),靠东的一半,包括老城,则被约旦占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它就是一个集会地点,”邓普尔说。

他说,以色列和约旦基本上都把精力放在了其他地方。以色列把富饶的沿海地区,包括海法、特拉维夫和阿什凯隆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区,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Abdullah I)则把重点放在了发展约旦自己的首都安曼上。

据伊利诺伊州立大学(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历史学者伊萨姆·纳萨尔(Issam Nassar)介绍,建国初期,考虑到来自联合国和欧洲大国的压力,以色列不愿把太多精力放在耶路撒冷上。

1967–93年:两场战争与一次起义

 

Menahem Kahan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993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发生冲突。

 

Micha Bar-Am/Magnum Photos

1967年,在大马士革门附近分割东西耶路撒冷的墙。

 

Leonard Freed/Magnum Photos

1967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士兵们拿着没收来的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画像。

 

Gilles Car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在1967年阿以战争期间,以色列士兵在阿克萨清真寺。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Arab-Israeli War of 1967)极大地左右了对耶路撒冷的现代争夺,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不仅击败了入侵的阿拉伯军队,而且占领了埃及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1967年有两个转折点:一是伟大的胜利,战前对失败的恐惧很快转变为欢欣鼓舞,以及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的感觉;另一个是占领老城对人们情绪上的影响,”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家梅纳赫姆·克莱因(Menachem Klein)说。

从那以后,以色列士兵在哭墙祈祷的画面便深深印在以色列的国家意识中——在约旦统治期间,以色列人被拒绝前往那里。

“耶路撒冷成了狂热的宗教崇拜中心,之前从未真正出现过这种情况,”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现代阿拉伯研究教授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说。“对它的痴迷现在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程度,因为强硬的宗教民族主义已经在以色列政治中占据支配地位,哭墙是它的焦点。”

1977年,右倾政党利库德集团在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的领导下取得胜利,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重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它被视为该国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虔诚的定居者在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中变得更加突出,其漫长的崛起过程从未真正中断。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老式社会主义者让位给来自中东和北非等地,更为多样化、也更加虔诚的以色列人。

作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耶路撒冷作为象征的重要性被强化了。通过阅兵仪式和学校课程,它在犹太人历史上的作用得到强调,以色列各地的学生都会在学校组织下到那里去参观。这个进程在1980年达到高潮,当时的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完整而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尽管以色列中止了吞并东耶路撒冷的行动,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怒。

1993年至今:奥斯陆及其他

 

Ahmad Gharabl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1月,在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东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定居点正在建造中。

 

Getty Images

2001年,一名巴勒斯坦炸弹自杀袭击者将自己引爆之后。

 

Daniel Berehula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6年,以色列士兵拒绝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西岸进入耶路撒冷。

 

Getty Images

2001年,在第二次暴动中,巴勒斯坦人在阿克萨清真寺向以色列警察扔鞋子。

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提议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但没有就边界、难民和耶路撒冷的地位等核心问题达成协议。在之后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前景似乎变得更加渺茫。

2000年,右翼政治家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访问了一处圣地,犹太人称之为圣殿山(Temple Mount),穆斯林称之为神圣禁地(Noble Sanctuary),那里坐落着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和岩石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沙龙的行为引发了暴力冲突,导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在之后的五年里造成约3000名巴勒斯坦人和1000名以色列人丧生。

巴勒斯坦人认为,犹太定居者侵占了东耶路撒冷,以色列以取消巴勒斯坦人的居住许可作为回应,导致问题更加复杂。即便如此,在耶路撒冷的人口构成中,阿拉伯人仍占30%至40%左右。

“整个国际社会一致认为,1967年以来,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定居是非法的,并且拒绝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哈利迪说,“如果特朗普改变这个立场,那么考虑到耶路撒冷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重要性,长期的巴以协议或阿以关系的长期正常化将会很难达成。”

本-阿里耶表示,争夺这座城市的冲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升级为国家冲突,耶路撒冷是核心问题,”他说,“耶路撒冷是三个宗教的圣地,但是现在,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人的,一个是当地阿拉伯人的,他们都想要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需要他们,而是他们需要耶路撒冷。”

翻译:陈亦婷、王相宜

—— 原载: 纽约时报中文网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Friday, December 8, 2017

View older po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