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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卫:试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November 29, 2017

——关于中共十九大的理论思考(之一)

 

自从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把“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后,官方媒体刊载了大量论述“新时代”的报道和文章,都认为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此论大谬不然。我认为,十九大开启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作为这个新时代的标志,民有经济已经超过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并且引领着新时代的经济发展。

 

什么是“新时代”?所谓新时代,指的应该是这个时代具有和以前不同的新特点、新形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政治、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诸领域,却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发展变化。十九大政治报告里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当年毛泽东为巩固他的独裁地位而提出来的论调;十九大通过修改的党章,明确地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我们的立国之本”写入总纲。这就表明,十九大所确立的路线和方针,本质上依然继承并坚持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传统,即使有些新的特点,也没有超越毛时代和邓时代的本色。所以,从政治、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诸领域的角度来考察,很难说十九大开辟了什么新时代。只有在经济领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改弦更张,发展了资本主义性的民有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逐渐成形;中共十八大以来更是突飞猛进,国民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新形势,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提升,不但大大提高了国力,改善了民生,而且对世界经济形势,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遥望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科技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引领数字经济、云平台等新科技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性的民有企业。所以,与其说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不如说开启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如此概括,更符合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和特点。

 

中国当代资本主义的复苏与发展,符合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符合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母胎里,才能得到培育并逐步成熟;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取代资本主义。(注1)至于取代的方式,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提示,则将通过资本自行扬弃的自然过程,实现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经过股份公司、合作工厂等形式,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注2)由此可知,中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将孕育产生社会主义的条件,推动社会进步。这也符合于“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大道理,(注3)所以值得欢迎。

 

中国资本主义在现当代的发展,经历过曲折艰难的历程,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强盛辉煌,确实很不容易,说它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算过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第五条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经济政策”一章里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注4)

 

按照《共同纲领》的这些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着相当宽阔的发展余地。但为时不过三四年,毛泽东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工程从1955年夏开始,短短一年就以成立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等方式宣告完成。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统统都被剥夺,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消灭。

 

但是,要真正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三大改造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有些直接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小生产便悄然复苏。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保存小生产甚至地下工厂的必要性。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注5)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就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里,表示要采取“新经济政策”,恢复自由市场,让地下工厂合法化,“最好开私营工厂”,“还可以开夫妻店”,“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6)接着开展的反右运动,摧毁了私人办工厂的可能性,但夫妻店一类的小生产,却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夹缝里,遍地开花,不绝如缕。按照列宁的说法,“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注7)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中国的小生产在无比严峻的社会条件下,虽然不可能“经常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却保留着资本主义的火种,孕育着来日的资本主义。

 

全国全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带来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和以平反冤假错案为标志的社会解放,在这两大解放的基础上提出的改革开放,为资本主义的复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农村由于推行包产到户而出现富裕的劳力和资金,城市由于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返城后求职无门,城乡纷纷出现了许多个体户,小生产蓬勃发展,造就了一些中小企业。小生产“经常地……产生资本主义”的时代来到了!

 

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有企业的纷纷出现,引起了政治界、理论界一些人士的惊恐。他们一直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创的专制统治当作社会主义,不理解资本主义对于反封建反专制的进步意义,认为允许并促进民有企业的发展,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因而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胡耀邦被迫辞职后,他们打着“反自由化”的旗帜,召开会议,发表文章,把改革开放作为反自由化的靶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甚至发布文件,把反自由化定为1987年全党的中心任务。赵紫阳商得邓小平的同意后,召开大会,击退了这股反自由化、反改革的逆流。

 

“八九六四”之后,这股反改革、反民主、反资本主义的逆流卷土重来。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再次掀起了更为险恶的反改革高潮。在一次有省部级官员参加的“党建研讨会”上,他们提出和平演变的三大社会基础,一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实用主义者;二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者;三是知识分子。他们批判赵紫阳的实用主义,但谁都明白,“猫论”、“摸论”才是最知名的实用主义。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明目张胆地宣称:“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说,七八年后还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现在两个七八年过去了,该来一次了!”这些言论针对的对象,明显是改革中提出“猫论”、“摸论”,文革时期被认为是第二号大走资派的邓小平。面对险恶的反改革浪涛,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武汉、上海、深圳等地,一路走,一路讲,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三个“有利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不争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等等。(注8)在1992年1月南下第一站到到达武汉时,邓小平在汉口车站的火车上召见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让他记下讲话内容,转告北京。邓小平讲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有进取心”等,最后说:“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你回去就向北京报告。”这一番话是对北京兴起的反改革风的批判,具有很强的威胁意味。这就刹住了那股强大的反和平演变的妖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民有企业风起云涌。中国资本主义的复兴,邓小平功不可没!

 

九十年代后期,反改革的顽固派不甘于失败,先后发表4份万言书,警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前景。但这些呼求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不足以撼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局。进入新世纪后,民有经济带着“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不可阻挡地生长繁衍。十八大后,由于科技创新的催化推广和政府机关的政策驱动,民有经济不但在数量上超过国民经济的60%,为社会提供80%以上的就业岗位,而且在科技的研发、创新与运用等方面,也占有巨大的优势,隐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我们可以说,社会进入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新时代,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经济领域成就的集中体现。

 

但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资本主义,仍然面对强大的社会阻力。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由于长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的惯性,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资本主义都怀着无以名状的恐惧,把它看作是危害社会的洪水猛兽。在国家政策的取舍上,虽然为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支持民有经济,采取一些有利于民有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在指导思想上,始终是“重国轻民”;再加上有些大权在握的贪官污吏,或直接凭借权力,或同社会黑恶势力勾结,侵夺民有企业主的财富,使民有企业界产生不安全感,严重影响民有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了使进入新时代的资本主义得以更加健康的发展,首先必须解放思想,端正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它的培育与成长、繁荣,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资本主义复兴。特别需要指出:对于决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员来说,应该从理论上懂得,在堆满封建专制主义垃圾的土地上,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只有大力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步消灭封建专制主义的积淀,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固然,资本主义会带来经济剥削、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官商勾结、金钱至上等等社会弊病,但由于资本有着与生俱来的两重性,指导思想上只要发挥它发展生产、推动进步、有利民生的一面,限制、削弱它剥削劳动者和恶意竞争的一面,就可以把它引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减轻以至消除资本主义的消极一面所带来的恶果。

 

其次,继续采取促进民有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应该承认,多年来为深化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措施,大体上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目前最需要的,是转变“重国轻民”的指导思想,平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让它们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各得其所。国有企业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号,实际上是比私人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权贵资本主义。近几年来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如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有利于削弱垄断,使国有企业逐步融入市场经济;“一带一路”的设想,则将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推向经济全球化。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的,值得肯定。

 

再次,为了消除民有企业界的不安全感,需要继续排除妨碍民有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深化改革,防止滥用权力侵害民有企业的行径。当前特别重要的,是平反企业界的冤假错案。据博讯网10月16日报道,香港在内地投资的工商界人士,其企业被官方或官黑勾结所侵吞者,达二百余家,迄今只有12%得到解决。内地被侵害的民有企业,想必更多,而得以公平解决者甚少。这些受害的企业,大都有贪官插手或官商勾结的背景,反贪部门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机构,为受侵害的企业家讨回公道,合理补偿他们损失的财富。与此同时,还必须严惩侵吞民营企业的贪官和黑恶势力,以消除企业界的不安全感,在社会上形成敢于创业、乐于创业的企业环境。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促进社会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复次,在改革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经济的同时,推进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笼罩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阴影里,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它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很有必要改革政治体制,同时带动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实现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会平等,改变目前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同政治、文化、社会上的专制主义不相协调的局面。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虽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它毕竟是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里,我们不但分享着它的发展所创造的成果,而且也共同承受着它所带来的弊病与苦难。这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犹如新生命诞生前的阵痛。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坦然面对,因势利导,促进它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一面,限制、克服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不知道当政者是否能从理论上看透这个真理?

 

欢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到来!

 

注: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3卷第9页:“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829—832页,第25卷第493—497页。

3、《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3卷第1083页。

4、《中外宪法选编》上册,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第8页。

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207页。

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0页。

7、《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372页,373页,374页,375页。

2017年11月15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2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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